潮剧历史的见证物——明本潮州戏文
潮剧是用潮州方言演唱，流行于粤东、闽南、香港、台湾，以及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地的比较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。潮剧是什么年代，在什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？研究者曾有不同的说法，一说是从潮州巫术“关戏童”发展起来的①，一说潮剧是弋阳腔的一支，是“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”②。直到世纪30年代以来，流存于海外的明代潮剧本的发现，以及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在潮汕出土，潮剧的渊源得到了史料佐证的论说。
1936年，我国历史学家向达，在《北平图书馆馆刊》上，发表《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》一文，首次介绍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《班曲荔镜戏文》（即《陈三五娘》剧本）。戏文的全题《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》。牛津大学所藏的这个刻本，因“最后一页有残缺，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”，但向达认为“就字体各插图形式看来，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”。
向达介绍牛津的《荔枝镜》藏本之后，二十年过去了。1956年，梅兰芳和欧阳予傅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，在日本天理大学的明刊本《班曲荔镜戏文》，一个是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《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》（附刻《苏六娘》）。藏于天理大学的明刊本《班曲荔镜戏文》，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《班曲荔镜戏文》是同一刻本。但该本保存完好，末页是书坊告白的文字和及“嘉靖丙寅年”字样。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燠年号，嘉靖丙寅年即公元1566年。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《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大全》，没有刊刻年号，但据专家考证，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（见《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后记》）。
嘉靖刻本卷末刻有书坊一段告白：“重刊荔镜记戏文，计一百五叶，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，曲文减少，今将潮泉二部，增入“颜臣”，勾栏、诗词、北曲、校正重刊，以便骚人墨客，闲中一览，名曰荔镜记，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“。说明这个”重刊“本，是从旧本”荔枝记“，揉合潮泉二部，增加”颜臣“、北曲等内容，并“校正”旧本荔枝记文字的差讹而成的。1964年，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、汉学家龙彼得教授，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，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本，这就是刊于明万历辛巳（公1581年）的《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》。这个“新刻增补”的潮剧本，不称《荔镜记》，而称《荔枝记》，是与《荔镜记》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。它的底本是不是嘉靖重刻的荔镜废气 依据的原本，沿难断定，但这个刻本是“新刻增补”本，说明在万历之前，已在原刻（初刻）存在了。这个刻本的卷首，刻有“潮州东月李氏编集”字样。地方戏曲向不登大雅之堂，戏曲编剧者署上名字也不多见，这个刻本把编剧者潮州人李东月也刻上了。就在流传于海外的潮剧明代刻本被陆续发现期间，1958和1975年，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字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，相继出土《蔡伯皆》（即《琵琶记》）和《刘希必金钗记》手抄剧本③。这两个抄本的出土，引起国内外戏曲专家的高度重视，认为“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珍贵文献”④，是“新中国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⑤”。
《琵琶记》（演蔡伯皆赵五娘故事），是一个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。宋代南戏已把它搬上舞台，明代徐渭《南词叙录》中所录的早期戏文《赵贞女蔡二郎》，就是演“伯皆弃亲背妇，为暴雷震死”的故事。可惜这个被称为“戏文之首”的早期剧本，没有流传下来。现在见到的《琵琶记》，是元代末年浙江人高则诚（高明），根据《赵贞女蔡二郎》重新编写的。明清以来，《琵琶记》在各地演出中，经过不断的修改，不同的刊物刻本不下数十种，其中保存、或接近高则诚原本（即元本）的，有陆贻典钞校的《新刊元本蔡伯皆琵琶记》（简称陆钞本），和嘉靖刻不容缓本《新刊巾箱蔡伯皆琵琶记》（简称巾箱本）两种。而揭阳出土的这个抄本，结经专家考证，认为是继陆钞本和巾箱本之后的第三种“元本”，是一个独立的系统，也是“琵琶记现存最早的舞台演出本”⑥，“对研究《琵琶记》的版本、文学、唱腔、表演各方面的发展演变，提供了大量的证据”⑦。
更值得重视的是，抄本中夹杂不少潮州方言，如“你们”称“恁”，“我们”称“阮”，“什么”称“乜”，“刁难”称“吊割”，“好东西”称“好物”等。说明这是一个以潮州方言演唱的艺人演出本。
